刑事印证证明方法的实践运用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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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印证证明方法的实践运用探析摘要:刑事印证乃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证明方法,但不宜夸大为证明模式,必须承认刑事印证并不完美。就刑事印证的程度,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抽象印证与精细印证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刑事印证在范围上应采“核心事实和关键情节说”,即只要证据之间在核心事实和关键情节上能够相一致或相契合即可。至于具体判定,则应以“定罪和法定量刑情节事实说”为标准,就酌定量刑情节事实、程序性事实筝,则没有必要强加印证。办案中坚持刑事印证的适度化,既要反对程度上的概括印证、基础上的形式印证等抽象印证现象,也要反对细节过度和地位过度等过度印证的不当做法。关键词:刑事印证抽象印证精细印证形式印证证明标准“证据裁
2、判”乃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坚持证据裁判”必然要求“基于证据的指控”,即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而“基于证据的指控”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刑事印证证明的问题。所谓刑事印证证明即在刑事诉讼中利用不同证据内含信息内容或指向上的同一性来证明待证事实的活动。1司法实践中,刑事印证证明适用广泛,充斥刑事证明全过程,既适用于对个别证据的判断,也适用于对综合证据的判断,泛化问题凸显,乃至被称为“刑事证明模式。2然而,必须承认刑事印证证明并不完美,刑事印证证明既无法适用于所有的犯罪类型,也无法脱离自由心证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明模式。作为一种回溯性证明方法,刑事印证证明仍然是在历史的碎片中努力拼凑过往的事实
3、,这就意味着在具体司法办案中,如何正确适用刑事印证,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一、刑事印证抽象化与精细化的争议案例一:李某泉故意伤害案2002年8月8日,A省Q市Y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泉等人在侦查阶段均做过多次有罪供述,尽管上述有罪供述之间在参与人员、具体过程、凶器情况等方面不完全一致,且在具体过程、凶器情况、衣着特征等细节方面与被害人刘某、王某的陈述、证人证言亦有差别,但就被告人李某泉等多人现场持械殴打被害人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尤其是在案被害人刘某、王某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001年2月27日晚11时50分许,被告人李某泉为报复被害人刘某,纠集多人驾车至县公安医院,
4、持钢管、刀具砍砸被害人刘某夫妇和王某致伤,后逃离现场。经鉴定,被害人刘某的伤情构成轻微伤,被害人王某的伤情构成轻伤。据此,判处被告人李某泉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赔偿被害人王某人民币11603.11元。后李某泉提出上诉被驳回。2019年10月18日,A省Q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认为李某泉及同案人所作的有罪供述均不稳定,且在参与人员、具体过程、凶器情况等方面不能相互印证,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证言与李某泉等人的供述在行凶过程、凶器情况、行凶人员体貌特征等方面多有矛盾,另有李某泉的表弟和邻居的证言证明李某泉、同案犯郭某案发时不在案发现场,同案犯张某的妻子和同村村民的证言证明同案犯张某案发时不在案发现
5、场,并有肖某某等多人供认本案系肖某某指使他人所为,故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李某泉无罪。案例二:梁某雄贩卖毒品案2017年9月25日,S省G市J县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被告人梁某雄为牟利多次向他人贩卖毒品,共计8.6克,获利人民币3500元,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同时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元。但该判决对“在梁某雄身上和卧室内查获的3.2克冰毒”“2017年3月被告人梁某雄在本县普安族三江路暂住处楼下向母某贩卖甲基苯丙胺0.2克的犯罪事实”均没有认定,后者的理由是:在案母某证言称在本节事实中购毒时尚未支付毒资人民币100
6、元,但被告人梁某雄供称母某已通过转账支付毒资,二者不能相互印证,且在案无其他证据补正。判决宣告后,被告人梁某雄未上诉,S省G市J县人民检察院未抗诉。判决生效后,S省G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7月26日抗诉认为,就2017年3月被告人梁某雄在本县普安镇三江路暂住处楼下向母某贩卖甲基苯丙胺02克的犯罪事实,尽管在案母某的证言和梁某雄的供述就是否给予毒资不能相互印证,但对贩卖毒品的基本事宣相一致,足可认定,贩卖毒品并不意味着成功贩卖了毒品,毒资并非贩卖毒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故法院要求就给付毒资相互印证,属于过度印证。根据司法解释,为贩卖而收购到毒品就成立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同时认为,就梁某雄身上和卧室
7、内查获的3.2克泳毒,亦应计入被告人梁某雄贩毒的数量,合计贩卖冰毒12克。2018年8月20日,S省G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G市J县法院再审,后J县法院采纳了抗诉意见,改判被告人梁某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同时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元。在案例一中,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泉等人的多次有罪供述、被害人刘某和王某的陈述、证人证言就被告人李某泉等人现场持械殴打被害人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尤其是在案被害人刘某、王某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而再审法院则认为,“被告人李某泉及同案人的有罪供述在参与人员、具体过程、凶器情况等方面不能相互印证”“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证言与李
8、某泉等人的供述在行凶过程、凶器情况、行凶人员体貌特征等方面亦多有矛盾”。从案例二反映的情况看,就“2017年3月被告人梁某雄在剑阁县普安镇三江路暂住处楼下向母某贩卖甲基苯丙胺0.2克”的指控事实,一审法院曾认为,在案母某的证言和梁某雄的供述就是否给予毒资不能相互印证,故没有认定,但上级人民检察院则认为,尽管就是否给予毒资二者不能相互印证,但就贩卖毒品的基本事实可以相互印证,故足可认定。何以不同司法机关、不同裁判者对同一个案件的相同证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裁判者对刑事印证程度的认识不同。一般来说,凡是坚持抽象印证程度的做法,达成印证就相对容易,相反,凡是坚持精细印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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