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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要在方向上稳住、在细节处发力储蓄向投资转化和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甚至是核心主线，而我国始终较高的储蓄率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结构又对创新投融资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现实的紧迫性。前者为投资增长贡献了量的规模性和质的稳定性，投资成为GDP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甚至作用愈发显著是中国实践的重要内容；后者则进一步凸显社会融资结构的不合理之处。间接融资的责任传导机制性梗阻使得资金的要素功能大打折扣。同时，进一步优化提升投融资模式并引导更高层次量多面广的有效投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是宏观经济、中观市场和微观主体的共同需求。资金是关键生产要素，又是生产要素中流动性最强的。同时，全球经济的宏观变化对资金的投融资模式都会产生巨大影响。那么，目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发生了哪些趋势性变化？第一，从全球步调一致的量化宽松向美欧加息缩表和中国稳定利率中枢的不同选择。由于通胀高企和就业充分，美国提速了加息进程，欧洲亦步亦趋，虽然英国和日本采取守势，但全球启动加息的经济体占比急升，反映通胀水平超出预期而货币政策必须作为，而中国则充分考虑国际形势和自身情况，为稳经济采取下调利率的做法。与此对应，高利率货币以及美元的避险货币地位会增加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利率小区间下调并逐步稳定利率中枢应是货币政策主基调。第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力加剧。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反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俄乌冲突除了引发供应链危机之外还增加了粮食、化肥、原材料供应的危机。至少这两大非经济因素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和重构时间表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供应链不仅仅是基于成本、效率、质量的组合，而且是韧性、灵活性、安全性的兼顾，是just-in-time和just-in-CaSe的守衡，并且还要与国家安全不仅仅是经济安全高度关联。因此，资金的流向就不再是经济变量的计算，而多了政治、外交、公共卫生甚至意识形态的考量，投资标的的可获得性、投资流程的可预期性和投资流的稳定性都会出现诸多不可控因素，中国在WTO框架下的以制造业体系构建为主体的投资逻辑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对内对外两个方向的变化和调校都十分必要。第三，投资热点要么真正成为面和体，要么被挤泡沫,数字科技、元宇宙和绿色经济都是如此。全球股市的狂奔已告一段落，即使资金追逐项目的趋势没有被逆转，但超高市值股票价值的回调已然成为事实，包括科技股在内。科技巨无霸今年的表现均是下降曲线，正面的意义是夯实基础和价值理性，反面是祛除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投资回撤的深度和损失都具有量极大、烈度强的特征。比特币、稳定币等所在的币圈更是一地鸡毛，流血漂橹，而刷绿、洗绿甚至真绿的项目和企业也因绿色的成本效益严重失衡而被投资者弃选。基于此，投资特别是投资方式与行业遴选和产业遴选就不仅仅是前景和估值的二项式，行业核心科技的前瞻性判断、应用场景分析和可规模化能力评估才是有效投资的前提条件。对于处于两个大局、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又面临三重冲击（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和三大通胀因素（需求拉动、供给短缺、成本拉动），社会融资对接实体经济需求的难度几何级数提升，因此，要在方向上稳住、在细节处发力。第一，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有序降低间接融资比例的大方向一定要坚持，虽然贷款作为国民经济的燃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还有跨期配置资源的功能，但直接融资对于价值发现，利率市场化和信用体系建设的至关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我国金融体系较低的直接融资比例严重制约投融资方式创新，对间接融资的路径依赖使得投融资制度体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投融资领域效果不显著。所以，优化投融资结构、增加直接融资占比仍然是方向，须驰而不息坚决推进。第二，投融资市场参与者的作用边界和角色定位要科学厘定。缓解融资贵问题，商业银行是主力，货币政策特别是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产业领域的政策共同作用，导流商业银行的资金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实体经济。疫情期间，金融机构助企纾困就是具体的实践。而融资难则是多元市场主体同向发力，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中小微企业融资、养老金融等扩面提质，更多地支持先进制造业、节能减排等实体经济企业;资本市场要扩大平台的载量和深度，强化资本金供给能力，直面“不缺资金缺资本''的普遍性需求；民间资本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鼓励其参与，不是简单地“帮个钱场”，而是让民间资本按资本投入发挥资本的力量；政府机构更好地使用引导基金、政府担保等方式发挥杠杆作用，经济效益不是终极目标，撬动多元投资主体，拓宽投融资渠道才是目的。总之，市场机制加各司其职，让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共同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巨大需求。第三，大力发展私募市场，补齐投融资金周期的短板。商业银行和公共市场投融资从模式到产品差异化较小，并且相对集中于投资周期的中后端，前期千差万别的需求须私募机构如天使、创投、孵化器等早期投资者对接，而这个阶段的投融资无论是在风险识别、价值定价、尽调还是回报分析,退出策略等方面，均与中后期投资者迥然不同。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私募市场，但复杂度、专业化能力，规模和深度还远远达不到要求，升级发展是必然。第四，在数字化、元宇宙、ESG等领域加速布局，在前沿领域，投融资主体要尽早培育，相关投资主体要进一步挖掘，与之匹配的平台和机制要迅速理顺。如果芯片等卡脖子领域资金供给是今天的题目，那么新兴科技领域的投融资平台建设就是为了明天的担当，早发力、早布局才能使资金加持技术，更好地发挥其服实体经济，撬动科技创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