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方法论.docx

读书的方法论关于读书的方法论，历来各有说法，实际上因人而异，只能择其大端，难以形成笃论。比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有一句关于读书的名言，或当初二三言明了者，因后人种种附会意反有所晦塞，至今仍存不同解读。先看原话：“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话的焦点或日产生歧义之处，便是“不求甚解”四字，因为“好读书”对于读书人而言不抱疑义。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指一种专注的状态，想必许多人也有此体会，惟“不求甚解”容易产生认知的偏差。有人把它解读为领会读书要旨，不必抠字斟句穷究其理的意思。南宋大儒陆九渊似乎也同意此说法：“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诸葛孔明好像也是此说的践行者，其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同读书时，他们三人务求精熟泱备，独诸葛亮“观其大略”即止。然我们从历史文本中，更多发现的还是渔洋山人（清神韵诗派创始人王士稹，世称王渔洋）那样的苦读派。他官至刑部尚书，一般人求见不易，但经人指点知其每月初一、十五和二十五日必于慈仁寺书摊淘书的嗜好，一试果然应验。王渔洋是怎么读书的呢？其每读一书，必深究其得失、版本、真伪、字句、作者、源流诸要素，还要加以批注和评语。积数十年之功，竟有五六百部之多。故于未老之年，即生生把一双眼睛看坏。很显然，他也不会同意读书“不求甚解”的。还有古人把买书、求书或访书中的甘苦，称为“八道六难”，具体不作细述，其中一难即指向人求书。何谓“求书”？就是借书回家手抄，宋人春渚纪闻有言“古人借书，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书皆用之耳”，以借还互为探访，以酒醴作为手信，生生把借书这件琐事，搞出风雅的眉目来。倘须限时归还，则借书人必争分夺秒、挑灯夜“抄”以不误还期。试想，面对得之不易字字照录的抄本，能不发愤苦读吗？这样的寒门学子，也断然不会认同“不求甚解”的。于是，便出现了“铁锥刺股”、“凿壁偷光”、“悬梁结发”、“囊萤夜读”这般励志的事主。特别是清乾嘉学派那批政政治学、详考甄辨以至目力昏沉的训诂考据大师们，都属“好读书”且务求“甚解”的。当然也有人认为，目下对于“不求甚解”的解读可能跑偏了原意。陶渊明所指在于体悟文章的精义而非咬文嚼字。这个“求”字应作“寻求”解而非“要求”解，即不以“甚解”作为“好读书”的目的。五柳先生也不屑以功利为目的而“好读书”，所以才能享受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真趣。这么说当然无可厚非，而且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不失为一种既增长知识又能自娱自乐的闲读方式。他们不必像学者专家那样,为了做学问而十分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及无征不信式的辨析技能，而纯把读书当作一种闲暇时的消遣。前几日我途经一书吧，进去转了转，见不少人在书架下晃悠，这也翻翻那也翻翻，很难专注于某一本，以为恰好勾勒出当今些许的读书生态。毕竟，对于早已走出校园且一身背负的成年人而言，即便想深入读它几本书，也很难静得下心来，更无力承担高昂的时间成本。大多数的读书，处于基础阅读、凭兴趣浏览和互联网式速食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阅读，才能进入系统阅读、主题阅读和深入阅读的层面。以治学论，学有所专、思而能精、知且入深为学人上乘之境。元李冶日“学有三：积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二清朱彝尊认为“世安有过目一字不遗者耶？”看来过目不忘、一目十行之类的话不足采信，好记性总是不如烂笔头。这就不能不讲究读书的方法，所以清人搞了很多种强记之法，无非札录、分类、复诵、背诵、连诵直至滚瓜烂熟。倘无间寒暑，坚持个三五载，倒也可能腹笥自富。不过这样的阅读，固然令人起敬，却不能以此涵盖所有的阅读。于今而言，对于泛泛而读、粗略而读，甚至仅是“书皮报题”随手翻翻式的阅读，个人以为还是不能轻视。毕竟，人家不是以学术为业或以文化为生，在纷展冗杂的社会生态中，能建立起这一最基本的阅读习惯已属不易。而且阅读的方式也变得日新月异，电子信息储存技术的运用，开辟了更多的阅读途径。通过检索，使得读者很便捷地进入海量的无纸文字仓库，繁多的书籍样式更令人应接不暇。这或许指向了阅读的未来,但一书在手的质感和充实，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年人而言，尚属难以改变的习惯。倘非此，便难以体味阅读的自在。所谓“沙汀孤鹫般凝神观书”（胡适写钱锤书语）,作为记忆中的阅读图像，似乎早已定格在大脑的皮层。如此说来，世间大致有两种不同的阅读方法，一为浏览式阅读，只求了知梗概大意，遇不解或滞碍处大可扫眼略之，未必求什么甚解。陆九渊读书诗云：“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二为精思熟读，更兼博询旁稽，以求爬罗剔抉，斑斑有据。同样是陆九渊，且在同一首诗中又云：“读书切记太慌忙，涵咏功夫兴味长。”矛盾吗？不矛盾，可作“一体两面”解也！前者或能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中获取无形收益、长期效应；后者则以学问的精进及某些专业领域剔肤见骨、探骊得珠为旨归。在我看来，此二者虽然读书程度不同，然于心得神会处，似皆能通达陶潜所言“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