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docx

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本文为胡舒立与钱颖一教授的对话，纵论中国改革开放。钱颖一既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也对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差距有着清醒估量，“还应继续改革“。基于此，钱颖一教授提出，要“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他提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虽是8年前的旧作，但文中提出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判断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何以承前启后，值得国人深省。谨以此文与读者分享。1994年9月,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首次遇到钱颖一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留美经济学者的骄傲了:清华出身,上过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哈佛博士,而且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一系列的一流背景组合在一起,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说是太少了也太难了。我们那时就成了朋友,常交谈,记得我回国前,他还专门请我去当地最好的中餐馆吃饭。交谈得多了,我受益不小。但对他做事过于认真的方式有些不解一一我记得自己约过多次稿,颖一却从不答应,称不愿意轻易写文章。我问为什么,并且举了克鲁格曼的例子,颖一说,那他是成精了呀。我还差得远呢,我只能写想清楚了并且能讲清楚的事情,不敢随便写,所以无法答应你。我只能遗憾这么成诩的人,怎么还这么认真呢?15年过去了,钱颖一更为成功了。他成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终身教授,接任前任总理朱镭基当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在国内外发表了更多的论文。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或者说较真,不轻易接受采访高谈阔论,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和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而且常有振聋发喷之语。他的“出声率”不高,但每出声便引人注目,令我深思。几个月前看到颖一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的讲话,不长,但意味深长,很震动。我明白因为时间限制,他没能展开地谈，更明白他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念缺失时期的中国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终于找到一个周末,我请比较执行编辑肖梦“助战”,和颖一有了这次对话。想说明,在我曾经采访过的许多人中,颖一是罕有的、非常喜欢说“这事我不知道答案”的人。那种决绝有时让提问者失望。不过,他谈“知道答案”的事，总是谈得很清楚。正因为此,在这个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人们多少有些茫然的时代,我觉得他谈中国、谈世界,谈发展方向,许多见解是值得体味的。路径、目标、价值胡舒立:我们认为,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而言之,无非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发生了不少争议和分歧,你怎么看?钱颖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但这三个目标都还没有达到，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人类的终极价值，是诸如自由、福利、正义等最终目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在这些制度之下，人可以享受到最大范围的自由，发挥最大程度的创造性，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提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矛盾能够通过可预见的规则缓和与调解，人有尊严，社会有公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受到广泛认可，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人的这些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各国在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方式和路径选择上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各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改革就有中国特色，它反映在中国的改革路径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胡舒立：是的，中国距离社会发展的目标还比较远，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是什么？钱颖一：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从与这之前30年对比中就可以发现，是简单的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二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简单一点，可以概括为“放开”和“开放”两方面：前两条是“放开”，后一条是“开放”。当然，改革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问，哪些是与改革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那我的回答就是这三条。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感自豪。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还应继续改革。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应该承认，对于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我们经验很少，还需要虚心学习。我看了今年第4期中国改革上你的“对话”专栏。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先生提出，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有“四大不协调”：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他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改革。他的观察是客观的，他的判断也是中肯的。目前，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关键就在于政府改革不到位。具体说就是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中，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约束和监督，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受到阻碍，而政府改革不到位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足。冷静认识自己胡舒立: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钱颖一：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中国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受到举世关注，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沾沾自喜。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几乎没有悬念。现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2009年，中国的GDP接近5万亿美元，美国是14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5%。在未来的十几年内，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比率三项之和，其年均值不低于7个百分点的话（比如中国增长速度为8%,美国为3%,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人民币每年相对于美元升值2%）,那么需要16年,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如果不用名义汇率而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GDP则是美国的57%。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平均为6个百分点的话，那么需要10年，即到2018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在10年前，当我给出这些预测数字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果说在10年前这种预测实现的概率为10%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概率就可能成为90%To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持续保持上述这种增长速度。胡舒立:那经济总量大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钱颖一：经济总量大是有意义的。总量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与公司经营时考虑的市场规模有关，甚至如奥运会金牌总数，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总量大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说话分量就不同，更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但总量大也有大的难处。比如加入WTO时，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入世条件就更为苛刻。同时，经济总量大，国际各方面对中国的预期也不一样，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国家的规模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国内的通信业、银行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确实受惠于国内市场的规模。但是正如“资源诅咒”一样，规模大也会有不利一面。在国家层面,大往往会带来搞产业政策、制定自己标准的冲动。在企业层面，因为国内市场大，走出去的动力就不足。这些事情在小国，比如新加坡，就不大可能发生，它们更自然地遵从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所以也不容易犯错误。胡舒立：那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中国的发展可以“休整”一下吗?有些人说，“发展不是硬道理”了。钱颖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远。30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算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还没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尽管中国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还是要力求在发展中解决。我们不应被总量所误导。如果今年我们的GDP总额超过日本，由于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还多，所以人均收入仍然不足日本的l10o即使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时候，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1/4.5o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高速增长30年之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世界排名中仍在100名左右。在大国中，中国人均GDP虽然高于印度，但是低于巴西。胡舒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否也增强呢？钱颖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幸福感的关系比想象的要复杂。已有的研究表明，陷于贫困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但非常富有的人也未必幸福。从跨国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与幸福感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同一收入水平组之中，情况就微妙了。我看到的民意调查表明，欧洲各国中幸福感最低的是法国人，幸福感最高的是荷兰人；而在亚洲，幸福感最高的是印度人，最低的是中国人。就中国人而言，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市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高出3倍多。我曾经请教过卡尼曼(DanielKahneman)这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说这一点都不奇怪，通常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偏低，因为人们不满足现状，期望更好。城市的幸福感比农村要低，是因为城市人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他更富有，而在农村，这种比较就不那么明显了。他说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胡舒立:如果拿中国与外国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并不均衡。与国际上比较,城市差不多,但一旦离开了城市繁华地带,不但是农村,即使是城郊,差别都特别大。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钱颖一：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相当繁华，大都是在过去一二十年建设的。一些国内旅游者到了发达国家，发现它们的机场、基础设施、高楼大厦还没有我们的新，没有我们的现代化，于是就忽然觉得中国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全面比较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比较城市的繁华地带，更加客观的是比较“中位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就是把所有人的收入从少到多按序排开，看位居中间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就“中位收入者”而言，中国的这些人目前还是生活在农村，而在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这些人早已经居住在城市了。解决发展不均衡的唯一办法就是城市化，使“中位收入者”和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客观看待世界胡舒立:谈这一切,特别是谈如何认识今天的中国,是离不开现在的全球经济大背景的。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对中国、对世界,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冲击。你怎么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钱颖一：过去二三十年中，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但这次金融危机跟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危机都不一样，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先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后来演变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最近又蔓延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目前日本的主权债务也很高，经济很脆弱。有意思的是，不仅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少直接的伤害，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多少伤害。事实上，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表现都不错。所以，这次危机根本就是发达国家的“病”,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病这显然与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中的缺陷有关,也同发达国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举债支出有关。相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本来就不发达，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汲取了过去的教训，不再靠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赤字，并且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所以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胡舒立:对,这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灾祸-成人病吧,但这使市场的弊端暴露得比较清楚,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市场体制的反思。钱颖一：发达国家应该认真总结教训。不过，我们也应该历史地看问题。这并不是发达国家第一次经历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我想追溯一下80年前的一段历史。那是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我们现在对“老上海”的记忆，就是那个“30年代”的上海，是抗日战争之前的10年。那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30年代银行大量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