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奠定宋朝气质.docx

赵国明清之际王夫之宋论中是这么说的：“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这块刻有宋太祖赵匡胤遗训的石碑据说已毁于宋末兵乱，故虽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凿凿言之，亦无法证其实，自然也无法证其伪。要之，即使这块石碑不存在，太祖的三条遗训却是实实在在的，且被后世嗣君视作祖宗家法，基本上得到严格遵守，由此成就了一个不同于汉、唐，视汉、唐也不遑多让的全新的宋朝。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柴氏手中夺得政权，做了皇帝。循中国历史故例，本当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可赵匡胤终其一生，对柴氏一门优礼有加。临终尚不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醒后世嗣君不可亏待柴氏后人。后来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根本不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靠的也是太祖所遗丹书铁券。对异姓旁人尚能如此宽厚仁慈，千载而下，犹让人怀想高风。只可惜悠悠数千载，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只是凤毛麟角。可以拿来和赵匡胤作比的是“千古一帝”李世民。公元626年，李世民为争做皇帝，发动“玄武门之变”，禁锢高祖李渊，以“太子、齐王作乱”为名残杀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胞弟齐王李元吉。更为残忍的事情还在其后。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太子、齐王伏诛后，他们的儿子，自然也是李世民的亲侄儿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计十人（以李建成、李元吉的年龄推算，十人中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俱坐诛”，可谓“斩尽杀绝”。而高祖李渊其时尚在帝位，坐视其孙伏诛，竟不能援手一救，赵翼由此推论：“高祖亦危极矣。”有人提出要把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和文化评价分开来，就李世民而言，屠兄、杀侄、逼父是道德评价;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丰功伟绩是文化评价。我是断断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的。所谓“文化”，即“以文化成”，人端赖文化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人也端赖文化优越于低等动物，现在，至亲骨肉相残，且斩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此举禽兽尚且不为，为之蒙羞的岂不正是人类的“文化”？“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这几乎就是一条历史定律，赵匡胤的宽仁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不独善待前朝王侯子孙，赵匡胤即使是面对平民的“卑贱”的生命亦常怀恻隐与悲悯，以此从不妄开杀端。遣大将曹彬征南唐，临行不忘以“城破日，不可妄杀一人”戒之,曹彬不解，曰：“兵久无功，不杀不可以立威。”赵匡胤回答说：“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也。”“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晚清一代名将彭玉麟的名句。孔子云: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杀人手段救人心”一句彭雪琴固可当之，赵匡胤亦可当之矣。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黑乎就是知识分子的血泪史，由此，赵匡胤的“政治遗嘱”的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更堪称“一塌糊涂的泥潭里的光彩与锋辘”（鲁迅语）。赵匡胤本人虽是“赳赳武夫”出身，却厌弃刀兵，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赵匡胤是唯一一个公开宣示“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皇帝。赵匡胤不仅自己未杀过一个读书人，还把“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作为“家法”告诫后世子孙。把“不杀读书人”悬为家法已够奇怪，更奇怪的是此一“家法”竟能被后世之君基本上严格遵守。随举一例，事见南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日：“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日：“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神宗赵顼，就是后来支持王安石搞“熙宁变法”的那位，因为陕西对西夏用兵失利,憋了一肚子火，想杀一个负责漕运的官员，一则杀一儆百，二则解气。内批旨意发出的次日，神宗问宰相蔡确：“我昨天叫杀的那个人杀了吗？”宰相蔡确回：“我正要跟陛下说这个事。不杀士人，是祖宗家法，臣不愿在陛下这里破了例。”神宗细思良久一死一个人事小，坏祖宗成法责大，于是说：“那就改为刺面，然后流放到偏远地方吧。”这时副宰相章惇说话了：“这样的话，还不如杀了他。”神宗不解，章惇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啊。”神宗长叹一声：难道让我快意的事一件也做不得吗？章惇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的好。笔者当年读到这则史料的时候，为宋神宗那句“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叹息感喟之余，不禁想到，明清两朝那些个视取书生性命如同儿戏的皇帝老儿一定纳闷死了：赵宋朝这些官家，一辈子杀不得一个臭读书的，即使位尊九五，复有何乐！不杀士大夫、读书人，遂使有宋一代，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少有的尊重读书人的朝代。即使是蔡京、贾似道那样的“陷国危亡”的大奸，亦得以“保其首领于贬所”，有宋一代对士大夫之礼遇可见。王夫之说“终宋之世，文人无欧刀之辟”，绝非妄断！相应地，有宋一代文化艺术各领域的群星璀璨、空前繁荣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寅恪先生就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不是汉,也不是唐，而是宋朝，中华文明发展到了顶峰。宋朝的财政不算好，甚至不能算次好，后世对此批评较多。要之，财政收入的多寡并不总是可以拿来作为国家力量的衡量，靠高税负维持的财政反有“重敛毒民”之弊。赵匡胤本人厉行节俭，有一次他半夜起来，突然非常想吃羊肝，但想到“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结果硬是忍住没吃。与赵匡胤的节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代是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的朝代，财政、军事力量虽弱小，但民间的经济活动空前繁荣，民间积累的财富不亚于中国封建历史上任何所谓“盛世”。这自然跟赵匡胤定下的“不加农田之赋”，即不与民争利、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相关。赵匡胤的三条遗训一“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不谓之盛德也不能”，王夫之宋论于盛赞赵匡胤的仁慈之余对之亦有精彩分析。自古帝王临天下，总该有所凭借。其上以德，比如商汤、周文;其次以功，比如汉高、唐高。而赵匡胤“德之无积”，非比商、周，亦无底定天下之功，非比汉、唐。“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其治天下之密钥乃一“惧”字，用今天的话来讲，叫“敬畏之心:常怀“敬畏之心”，则“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此太祖虽无“积累之仁”与“赫弈之功”，而犹能“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的原因。赵匡胤在我心中之所以重要，即在于像他这样的帝王而兼“暖男”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仅可一见。然赵匡胤在历史上的声名远不如那些武功赫赫之主如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朝的“偃武修文”导致国防力量上的“积弱”，从而屡遭欺侮,最终皇统不继。这种“讥评”果真成立的话，如何解释宋朝延祚320年，时间上长于唐朝的290年，也长于后来明朝的276年和清朝的267年？赵宋一朝不愿动刀兵，有时宁愿“花钱买和平”不假。就拿饱受后世诟病的宋真宗朝的“漕渊之盟”来说，其实宋朝是一点也不吃亏的。首先，按诸“盟约”，宋与辽约为兄弟之国，辽视宋为兄，于宋朝国体无大妨淇次，虽说是每年要给契丹岁币，但这点钱（钱十万，绢二十万）和历年对契丹用兵的花费相比，不值一提，和宋朝通过与契丹之间开展边境贸易（榷场）的收益相比,更是九牛一毛。更为重要的是，漕渊之盟换来宋朝和契丹之间120年的和平，而有和平才有发展，这120年正是宋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